认真负责工作态度的语句（认真）

然而，由于法治与改革创新具有不同的思维走向，二者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冲突。

我国的行政公开，从内容广度上来讲，指向政务公开。[52]我国的法治建设终究要靠人去推动和践行。

站在新起点，迈向新征程。《行政诉讼法》确立了民告官制度，对于倒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、促进民主政治建设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（八）统一性与阶段性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含有特定的目的追求，法律目的在法律制度的生命周期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[23]我国法治建设亦是如此。这是继200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法治政府概念后，第一次以纲领性文件专门对法治政府作出顶层设计。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之后，根据《宪法》和《监察法》，纪委监委合署办公的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已经建立起来，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。

挖掘大数据治理的智能化优势，探索应用到行政执法文书撰写、行政裁量权规制、监管全覆盖、复议数据把脉问诊等法治政府建设多环节智能化，以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。简言之，行政公开是当代行政法律制度的生命。因此，土地管理机关在必要时，可将土地连同土地上建筑物一同没收。

在《行政处罚法》中，处罚种类条款恰恰是用来界定行政处罚的概念外延的，是对新《行政处罚法》第2条行政处罚概念条款的具体例举。在行政没收中，本物没收和他物没收的区分标准只不过表现在立法中轴上而已。但是，并非所有行政没收都是行政处罚，因为制裁性并不是行政处罚的唯一要素。[17]张立伟：《利益抑或意志：权利本质理论的流变》，《广州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09年第7期。

没收违法行为人本人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，是最为典型的面向违法利益实施的行政没收，可简称为违法没收。当没收的是第三人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时，其行为就是保安处分，而非行政处罚，当然不能被列入处罚种类条款中。

这些问题正是传统理论不愿承认行政没收具有制裁性的最大担忧。第三，在立法技术上，也不宜在第8条中加上本人的限定词，修改为没收本人的违法所得和没收本人的非法财物，从而只在第8条中规范行政处罚类没收。[55]参见[德]哈特穆特·毛雷尔：《行政法学总论》，高家伟译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123页。参见代山：《英国与新加坡的反腐败立法》，《人民论坛》2014年第11期。

否则，这既是不公平的，也无法杜绝其他未成年人效仿。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刑法学上。另有一种表述为不利益性违法性报应性。正是因为第三人所有物与这一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密切关联（如违法工具），所以才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。

[18]又如，要认定吊销营业执照是行政处罚，被吊销的执照也必须是依法取得的，而不是同通过贿赂获得的等等。目前，这一判定标准正为德国、奥地利、希腊、荷兰、葡萄牙、我国台湾地区所沿用。

[64]2017年7月1日，作为近年来刑事没收最大立法动作的德国《刑法财产剥夺改革法案》（Gesetz zur Reform der strafrechtlichen Verm#246;gensabsch#246;pfung），尽管也添加了更多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刑事没收，[65]但是，《刑法财产剥夺改革法案》本身并不是法律，而只是改革方案，真正落实这一方案的仍是德国《刑法典》。究竟是将所有行政没收都放在一部法中规范（合并立法），还是采用双轨制，《行政处罚法》只规定违法没收，非违法没收由其他法另行规定（分别立法）？ 从功能上来看，合并立法和分别立法各有优势。

其三，在多数情况下，被非违法没收的第三人所有物不满十四周岁者的行为所得物，尽管其所有权人确实没有实施或参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。整体而言，他们与《行政处罚法》所要打击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之间关联密切，不宜割裂使用。第二，为什么可以没收违禁品和第三人所有物，它们与违法行为并无直接关联，既不是违法所得，也不是非法财物，按理说也不能科处没收的行政处罚责任，但执法实践同样持相反立场。熊樟林编：《中外行政处罚法汇编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，第107页。[34]参见胡建淼：《其他行政处罚若干问题研究》，《法学研究》2005年第1期。[58]因为符合该当性以后，一般就推定具有形式违法性，该当性评价有时候会与违法性评价重合。

[42]参见熊文钊：《现代行政法原理》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415页。实际上，并非所有的行政没收都是行政处罚。

令人费解的是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，是将没收放在第四章裁处之审酌加减及扩张中加以规定的，未单独成章，只是设立了3个（第21-23条）专门条款。权利与利益之间是评价与被评价的关系。

第二，行政强制执行说的错误在于：行政强制执行往往需要一个前置性决定，一般是行政处罚，是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，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[47]。第二，在行政没收章节中，由于违法没收需要遵守处罚规则，非违法没收需要另设新规则。

王青斌：《行政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》，《法学评论》2019年第6期。一旦满足制裁性标准，基本就可以被认定为行政处罚。合并立法的典型代表是德国《违反秩序法》、奥地利《行政罚法》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。因此，在结构上，该章需要承上启下。

毋庸置疑，这同样也会陷入上述批评之中。实践中，这部分成本肯定不会而且也无法扣除，尤其是违法行为人自己投入的劳动时间。

这非但是徒劳的，同时也与行政处罚的概念内涵完全背离。第22条：不属于受处罚者所有之物，因所有人之故意或重大过失，致使该物成为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行为之工具者，仍得裁处没入。

（2）假定要件：将来可能会危害或继续危害他人利益。[62]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22条：不属于受处罚者所有之物，因所有人之故意或重大过失，致使该物成为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行为之工具者，仍得裁处没入。

没收非仅具有制裁或保安处分之性质，并可同时兼具[69]。（2）去除该物品的特定装置或标识或作其他改变。因此，该章理应面向所有行政没收类型，既包括违法没收，也包括非违法没收。三、行政没收并非都是行政处罚 承认所有行政没收都具有制裁性，将会带来的问题是，所有行政没收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行政处罚。

分别立法更加契合行政没收行政处罚和保安处分的双元属性，方便设计不同的实体与程序规则。因此，立法上如何处理存有一定的难度。

但是，反过来将所有行政没收都收入《行政处罚法》的处罚种类条款中，同样也不妥当。我们经研究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》中的‘违法所得是指从事违法行为的全部实际收入。

参照德国《违反秩序法》第1条之规定，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包括构成要件的该当性、违法性、以及有责性三个判定标准。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21条是本物没收，第22条是他物没收。